杨虎城手下的陕西小军阀张飞生，西安事变中曾密谋营救蒋介石

杨虎城手下的陕西小军阀张飞生，西安事变中曾密谋营救蒋介石

1936年12月的西安，寒风凛冽。在这个注定被载入中国近代史册的月份里，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。作为杨虎城的部下，警备二旅原旅长张飞生此时正秘密筹划着一个惊人的计划。这位出身陕西旬阳的地方军阀，从一个农家子弟到成为掌控一方的军事将领，其人生轨迹充满传奇色彩。然而，在西安事变这个历史节点上，他为何要冒着巨大风险，试图营救被软禁的蒋介石？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？他与杨虎城之间的微妙关系，又将如何影响这场历史大戏的走向？

一、从农家子弟到军校生（1884-1911）

1884年，张飞生出生在陕西旬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他原名张鸿远，在当地的私塾念过几年书。那时的旬阳县，山高路远，交通闭塞，大多数农家子弟都只能靠务农为生。张飞生的父亲张瑞亭以种地为业，一家人生活在贫困线上。

1898年春，14岁的张飞生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转折点。当时在旬阳县城设有一所私塾，由当地名士李梦彪主持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李梦彪发现张飞生虽然家境贫寒，但读书勤奋，记忆力特别强，便暗暗记在心上。

同年夏天，张飞生在给四哥送饭途中打碎了装饭的瓦罐。四哥不仅痛打了他一顿，还侮辱他说：＂没出息的东西，将来连要饭的门都找不到！＂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张飞生幼小的心灵，当晚他就离家出走，直奔县城李梦彪的私塾。

李梦彪得知张飞生的遭遇后，不仅收留了他，还为他提供食宿。在私塾期间，张飞生刻苦攻读，很快就掌握了较为扎实的文化知识。1900年，陕西省城开办陆军小学，李梦彪得知消息后，立即推荐张飞生前去报考。

在陕西陆军小学的考试中，张飞生凭借在私塾打下的基础，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。就读期间，他表现出对军事理论和战术训练的浓厚兴趣，尤其在骑射课程中展现出过人天赋。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重要基础。

1904年，张飞生以优异成绩从陕西陆军小学毕业。因其表现突出，被保送到当时全国最高等的军事学府——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深造。在保定的求学时期，他系统学习了现代军事理论，接触到了许多先进的军事思想。同时，他还结识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军校同学，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他在军界发展的重要人脉。

1907年，张飞生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，被分配回陕西新军任职。他最初被委任为连长，因为工作认真负责，很快就受到上级赏识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，他毅然参加了陕西新军起义，在多次战斗中表现英勇。由于指挥有方，他被起义军将士称为＂飞将＂，这也是＂张飞生＂这个名字的由来。

在这一时期，张飞生从一个普通农家子弟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向职业军人的转变。他的军旅生涯，也由此正式开启。

二、北洋时期的军阀生涯（1912-1929）

1912年民国成立后，张飞生因参与辛亥革命的背景，在北洋军中的升迁之路一度受阻。这种局面直到1916年陈树藩出任陕西督军后才得到改变。陈树藩与张飞生同为陕南人，对这位在军中颇有威望的同乡格外青睐。

1918年春，陕西靖国军响应孙中山号召，向陈树藩发起进攻。在西安保卫战中，张飞生临危受命，负责西安城南防务。当时靖国军主力两次突袭南门，均被张飞生指挥部队击退。这次战功为他赢得了陈树藩的重用，被任命为北洋陕西陆军第1混成团团长。

随后的剿匪战役中，张飞生率部出击，先后在兴平、武功等地击溃了靖国军的主力部队。1919年4月，他又趁靖国军主力向陈树藩求和之际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乾县。这一战役不仅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，更为他赢得了在乾县扎根的机会。

在乾县站稳脚跟后，张飞生开始经营自己的地方势力。他先后在乾县设立了粮食统购局、盐业管理处等机构，通过垄断当地的粮食和盐业贸易获取巨额利润。这些收入一部分用于扩充军备，一部分则被他用来购置土地资产。据当时的地方志记载，仅在关中地区，张飞生就购置了约2000石租额的良田，在家乡旬阳也添置了800余石的田产。

为了巩固在乾县的统治，张飞生采取了一系列拉拢地方势力的措施。他不仅与当地大户联姻，还在各乡镇设立了＂鸿祥泰＂商号，通过商业网络掌控地方经济命脉。同时，他还在西安、安康、汉中三地购置房产，并分别安置了三位姨太太主持门户，借此扩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网。

1921年直皖战争爆发，陈树藩与陕西靖国军余部再次爆发冲突。此时张飞生的部队已扩编为陕西陆军第1混成旅，负责镇守淳化、三水等北线要地。然而局势突变，北洋政府下令撤销陈树藩职务，并派两个师又一个混成旅进驻陕西。面对这一变局，张飞生选择了明哲保身，主动解除军职，回旬阳隐居。

在旬阳隐居期间，张飞生表面上以书画自娱，实则暗中保持着与各方势力的联系。1926年，当镇嵩军总司令刘镇华率军进入陕西时，张飞生接受了讨贼联军陕甘军师长的职务。但随着冯玉祥率国民军南下，形势再次发生变化，张飞生又迅速抽身，继续保持低调。

这一时期，张飞生展现出了极强的政治嗅觉和生存智慧。他既没有盲目追随陈树藩到底，也没有轻易投靠新势力，而是选择在适当时机全身而退，保存实力。这种审时度势的能力，为他日后重返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。

三、投靠杨虎城时期（1930-1935）

1930年初，杨虎城以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身份进驻陕西。当时的陕西军阀势力复杂，各地方武装林立。张飞生此时已在乾县一带聚集了约两千余人的地方武装力量，主要由原北洋军残部和地方团练构成。

3月，杨虎城派出代表与张飞生接触，提出收编条件：保留其部队建制，编为警备二旅，并承诺给予充足的军饷和装备补给。张飞生权衡利弊后接受了这一提议。4月，他率部在临潼举行了正式的编入仪式，成为杨虎城麾下的一支重要力量。

收编完成后，张飞生积极扩充部队实力。他利用在关中地区的人脉网络，先后收编了华县、蒲城等地的地方武装。到1931年底，警备二旅的兵力已扩充到五千余人，装备也得到显著改善，成为杨虎城控制关中东部的重要力量。

然而，这一时期的张飞生在对待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立场。1932年春，他在获悉乾县城内有共产党地下组织活动后，立即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。这次行动中，共有十余名地下党员被捕，其中包括乾县中学的进步教师李铭轩。这一举动引起了杨虎城的不满，但考虑到张飞生在地方上的影响力，杨虎城并未直接干预。

1933年，张飞生的警备二旅在富平、铜川一带与红二十六军发生遭遇战。这场战斗中，张飞生展现出了老练的战术指挥能力。他采取围点打援的策略，先以一部分兵力诱使红军主力向北推进，随后集中优势兵力截断其后路，最终迫使红军放弃了进攻富平的计划。

在与当地回族势力的关系处理上，张飞生表现出了高超的手腕。他通过与清涧、绥德等地的回族头人结盟，建立起了一个横跨陕北的情报网络。这个网络不仅为他提供军事情报，还成为他与东北军进行秘密联络的重要渠道。

1934年下半年，随着东北军部分部队进驻陕西，张飞生开始暗中与张学良的代表接触。他通过回族商人的关系网，在西安设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点，专门负责与东北军方面进行情报交换。这种两面下注的做法，为他日后在西安事变中的特殊角色埋下了伏笔。

这一时期，张飞生在表面效忠杨虎城的同时，实际上正在谨慎地经营着自己的势力网络。他通过地方情报系统、回族关系网络以及与东北军的秘密联系，在陕西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占据了一个微妙而重要的位置。

四、西安事变中的营救行动（1936.12.12-1936.12.25）

1936年12月12日凌晨，西安事变爆发。当晚9时，张飞生在乾县城内的官邸接到了一份来自西安的电报，电报中简要说明了张学良、杨虎城扣留蒋介石的情况。作为警备二旅旅长，张飞生立即召集部队高级军官召开紧急会议。

12月13日，张飞生接到了杨虎城的命令，要求警备二旅立即开赴西安，协助维持城防。然而，张飞生并未立即执行这一命令。他以部队补给不足为由，将主力部队留在乾县，只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前往西安。同时，他通过回族商人建立的情报网络，秘密与南京方面取得了联系。

12月15日，张飞生派出得力助手李德山，以采购军需物资为名前往西安城内，实则暗中打探关押蒋介石的具体位置。通过与东北军内部的关系网，李德山获知蒋介石被软禁在新城兵工厂内。当晚，李德山连夜返回乾县，向张飞生详细汇报了情况。

12月17日，张飞生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营救计划。他将部队分成三路：第一路由李德山率领，负责在西安城外策应；第二路由团长王金斗带领，准备从新城东门突入；第三路则是张飞生亲自指挥的预备队，驻扎在临潼以策应。

12月19日，营救计划正要实施时，情况突然发生变化。张学良派出的代表抵达乾县，向张飞生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：如果他保持中立，事变结束后可以保留其在关中地区的军政实力。这个承诺让张飞生暂时搁置了营救计划。

12月23日，当得知谈判已经取得重要进展时，张飞生果断收缩了部署在西安城外的军队。他将主力撤回乾县，只留下少量部队继续监视局势发展。这一决定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，也为日后他继续在关中地区立足留下了余地。

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。事后查明，张飞生在整个事变过程中采取了一种极为微妙的立场。他既没有公开支持张杨，也没有贸然实施营救行动，而是通过不断试探和周旋，在各方势力之间保持了一种平衡。这种做法虽然没有给他带来显著的政治资本，但也避免了可能的政治风险。

事变结束后，张飞生向杨虎城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，声称自己在事变期间始终遵守军令，维护地方治安。这份报告的措辞谨慎，既不涉及他与南京方面的秘密联系，也不提及营救计划的准备工作。

五、抗战时期的最后岁月（1937-1944）

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，张飞生的警备二旅被编入第一战区序列。8月，日军进攻太原，张飞生奉命率部向山西增援。在临汾战役中，警备二旅在九月河一线与日军展开激烈交战，最终因伤亡过重被迫撤回陕西。

1938年初，张飞生重整旅部，将部队驻扎在渭南、华县一带。这时期，他积极扩充兵源，在关中各县招募新兵，并在蒲城设立了军需储备仓库。为解决军饷问题，他在乾县、渭南等地开办了＂同丰＂商号，经营布匹、粮食等物资。

1939年夏，日军对陕西发动大规模空袭。张飞生采取分散驻防的策略，将部队分散到各个乡镇，并在山区修建了多处防空洞和军需物资储藏点。同时，他还在旬阳老家建立了一个军需后勤基地，为部队提供稳定的补给线。

1940年，张飞生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交涉，成功争取到了一批美制武器装备。他随即在华县组建了一个特种作战中队，专门负责对日军的情报侦察和游击破袭任务。这支部队在渭河沿岸多次伏击日军运输队，取得了显著战果。

1941年底，因军饷短缺，部队出现哗变迹象。张飞生立即启用家族资产，变卖了在西安、旬阳的多处房产，筹集军饷。同时，他还动用在关中地区的商业网络，从四川购进了大批粮食和军需物资，稳定了军心。

1942年，张飞生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陕西挺进纵队第三支队。在这次改编中，他将原有的两个团扩编为三个团，并在铜川设立了独立的教导营，专门培训基层军官。这年冬天，他率部参与了打击陕北地区日军特务机关的行动，缴获了大量情报资料。

1943年春，张飞生染上了重病，不得不将日常军务交给副官长杜维桢处理。他先后在西安、汉中两地就医，但病情始终未见好转。期间，他仍通过书信形式指挥部队，并继续经营其在关中地区的商业网络。

1944年初，张飞生的病情急剧恶化。2月，他在西安做了最后一次军事部署，将部队主要将领召集到病榻前，详细安排了部队的交接事宜。他将主要军权移交给了结拜兄弟杜维桢，并指定其子张明远接管家族在关中地区的商业产业。

1944年3月15日，张飞生在西安病逝，终年58岁。临终前，他将一份详细的军需物资清单和各地商号账册交给了杜维桢，要求其妥善安置部队。当月底，其灵柩被运回旬阳老家安葬，由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刘镇华亲自致祭。

整个抗战期间，张飞生的部队始终坚守在陕西战场。虽然没有参与大规模会战，但通过游击战和情报工作，为打击日军在陕西的活动作出了贡献。他去世后，其部队和商业网络在杜维桢的管理下继续发挥作用，直到抗战结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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