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7年，一份特殊的联名信贴到了西花厅，邓颖超：我来补充几点意见

赵炜从1955年被调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开始，便与这位共和国总理结下了二十一年的不解之缘。从一名普通干事到总理办公室秘书，再到邓颖超同志的生活秘书，她见证了这位人民总理日复一日的忘我工作。

中南海西花厅，这座见证了无数重大历史时刻的建筑，每到深夜总是灯火通明。周总理与毛主席一样，习惯于在深夜处理政务，往往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才休息。

白天的西花厅，总是笼罩在一片寂静之中。工作人员都刻意放轻脚步，压低说话的声音，生怕打扰到总理休息。等到总理起床，这里才重新恢复了生机。

秘书们总是第一时间向总理汇报工作，有时情况紧急，男秘书们甚至会在卫生间外等候。总理简单用过早餐后，便立即投入到新一天的工作中。

周总理的一天总是被安排得满满当当。开会、谈话、接待外宾，往往从早忙到晚，有时直到深夜才能回到西花厅。每当这时，他都会习惯性地轻咳两声，这是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养成的习惯。

在总理的办公室里，一切都井井有条。三把钥匙分别由总理、秘书和卫士长保管，就连邓颖超同志也没有配备钥匙，这是他们之间的约定。

周总理对保密工作要求极其严格。他在打电话时，除非得到允许，身边不能有任何人。对于部级以上领导和知名民主人士的信件，秘书们也不能随意拆封。

在生活中，总理却是一个极其简朴的人。他的早餐通常只是一杯玉米糊和两三块面包，午饭也不过是一荤一素加一个汤。深夜工作时，几颗花生米就是他的最爱。

工作之余，总理也有放松的时刻。他会和邓颖超一同去首都剧院欣赏北京人艺的话剧，或是自费请工作人员和家属观看电影。有时也会邀请在京的老同学聊天，或是让亲朋好友来家里做客。

总理待客十分热情，但经常因为留客吃饭而入不敷出。1964年后，他和邓颖超的工资开始分开支配。此后每当有客人来访，总理总是笑着说：＂今天是大姐请我们吃饭。＂

1966年的冬天格外寒冷，西花厅里的工作节奏也随之变得更加紧张。周总理的工作愈发繁忙，白天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团，还要参加一个又一个的会议和谈话。

待到夜幕降临，他依然要在办公桌前批阅堆积如山的文件。总理身边的人看着他日益消瘦的面容，多次劝说他要注意休息，可他始终未停下手中的工作。

那一天，总理又是在凌晨时分回到西花厅。警卫室里，大家看着总理憔悴的面容和消瘦的身形，围坐在一起商量对策。

一个声音从角落里传来：＂给总理写一封＇联名信＇劝他好好休息。＂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同，经过讨论，这个重任落在了被总理称为＂西花厅秀才＂的赵茂峰身上。

第二天，赵茂峰就写好了这封信。信中写道：＂周恩来同志：我们要造你一点反，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，才能适应你的身体情况，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、更多一些。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，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。＂

这封＂联名信＂写好后，赵炜把它送到了邓颖超那里请她过目。邓颖超仔细阅读后，在＂身体＂二字后加上了＂变化＂两个字。

为了让总理第一时间看到大家的心意，西花厅的工作人员特意买来了一张粉红色的纸，按照总理办公室门的大小裁好。赵茂峰将修改后的内容誊写在纸上。

一个接一个，总理身边的秘书、卫士、医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在这封信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最后，邓颖超也在上面认真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这封联名信贴在总理办公室的门上，然后躲在一旁观察总理的反应。总理回到办公室后，第一眼就看到了这封信。

这份凝聚了全体工作人员心意的联名信，展现了他们对总理的深切关怀。然而总理在批示之后，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。

面对大家的劝说，总理只是说：＂我不能休息啊，你们看，这么多的文件都等着我批复，这么多事情我都要处理，我敢休息吗？＂这样的回答，让在场的每个人都陷入了沉默。

贴了＂大字报＂的第二天上午，邓颖超找到了赵炜。她对这封凝聚了大家心血的＂联名信＂表示肯定，但认为内容还可以更加全面。

邓颖超向赵炜交代，她准备在第二天上午对联名信进行补充。这位与总理并肩作战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伴侣，对总理的工作习惯和身体状况最为了解。

2月5日上午，赵炜如常走进邓颖超的办公室。邓颖超让赵炜准备好纸笔，准备在原有的联名信上补充五条建议。

她没有要求重新抄写，也不用再请大家重新签字。这样的安排既保留了原信，又体现了对同志们心意的尊重。

邓颖超开始一条一条地向赵炜口述她的补充意见。＂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＂是第一条，这直指总理常常工作到深夜的习惯。

第二条建议是＂开会，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应稍有间隙，不要接连工作＂。这条建议针对的是总理一天到晚马不停蹄的工作状态。

第三条提出＂每日节目规定应留有余地，以备临时急事应用＂。这体现了邓颖超对总理工作特点的深入了解，考虑到了突发事件的处理需求。

在第四条中，她特别提到＂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之后，除非紧急事项，恩来和有关同志之间希望不要立即接触，得以喘息＂。这是为了给总理留出必要的休息时间。

最后一条建议是＂学会开会要开短些，大家说话要简练些＂。这不仅是对总理的建议，也是对所有工作人员的要求。

在这五条建议之后，邓颖超又补充了一句总结性的话：＂以上几点希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，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。＂落款是＂邓颖超＂三个字和＂1967.2.5＂的日期。

这份新增了五条建议的联名信，再次被贴在了总理办公室的门口。补充后的联名信不仅仅是一纸建议，更展现了邓颖超对总理工作和健康的全方位考虑。

这份出自伴侣之手的补充建议，让原本朴素的联名信增添了更多实践性的内容。每一条建议都切中要害，都是为了让总理能够更加科学地安排工作时间。

补充后的联名信在中南海引起了更大的反响。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不仅来参观，还在上面签名以示支持。

可惜的是，这封载满关怀的信件并未能改变总理的工作习惯。他依然保持着紧张的工作节奏，继续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奔波操劳。

在高强度的工作中，病魔终于悄然而至。1972年5月，医护人员在周总理的检查报告中发现了异常指标，小便中的红血球不断增加，并出现细胞变异现象。

专家们经过反复分析后，向毛主席和叶帅呈报了一个令人揪心的诊断结果：周总理患上了膀胱癌。按照医嘱，总理应该立即停止工作，进行住院治疗。

然而即便是在确诊之后，这位对党和国家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共和国总理，依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。就连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劝说，也未能让他停下脚步。

1972年11月，总理的主治医师向叶帅和李先念递交了一份情况紧急的报告。毛主席看过报告后，严肃地说：＂马上让恩来休息，减少工作，此事万万不可大意。＂

到了1973年1月，周总理的病情开始加重，出现大量便血症状。一个月后，又发展为肉眼可见的血尿。直到3月份安排完基辛格访华的工作后，周总理才同意在邓颖超的陪同下，前往京西玉泉山进行全面检查和休养。

然而，半月的治疗仅仅使病情得到暂时控制。1974年上半年的工作记录显示，总理的工作强度依然惊人。仅在1月到5月期间，就有74天的工作时间在14至18小时之间，38天在19至23小时之间，甚至有5天持续工作24小时。

在这段时期，除了日常工作外，总理还参加了21次中央会议，54次外事活动，57次其他会议和谈话。这样的工作强度，让他的病情再次恶化。

1974年6月1日，周总理终于住进了北京301医院。但即便在病房里，他的目光依然没有离开过国家大事。根据统计，在住院的587天里，平均每两天就会约见一次工作人员谈话，最长一次谈话持续了4小时20分钟。

在病榻上的总理依然牵挂着人民的冷暖。他为山西山区食盐价格比城市贵一分钱而作出批示，为甘肃定西遭受百年不遇的旱灾而揪心。在海城发生地震时，他立即做出工作部署。

1975年10月，中央提议任命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这个提议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。但在病榻上的周总理坚决拒绝了这份任命。

在生命的最后时期，总理多次向赵炜交代身后事，希望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上，继续为人民服务。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，这位为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奋斗一生的共和国总理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根据总理的遗愿，他的骨灰被撒在了四个对他一生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：北京市区、密云水库、天津海河入海口，以及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。斯人已逝，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，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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